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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70周年文摘:麻林桥少年击杀+生擒日兵
( 作者/来源:长沙县史志档案网  发布日期:2015-09-03)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县委党史联络组
县史志档案局

  
同仇敌忾 烽火长沙(一)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一首由出生我长沙县果园镇田汉先生创作的《抗日义勇军进行曲》,把我们带入了烽火连天的抗日岁月。1937年7月7日,日本悍然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战争。他们肆无忌惮,烧杀掳抢,惨绝人寰,罪恶满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与国民党政府合作,同仇敌忾,浴血抗战,在二战同盟的相互配合下,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夺取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回顾抗日战争历史,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对于远离战争近70年的我们来说,仍然具有不可或缺的历史意义和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日本是西太平洋上的岛国,1937年人口约7000万,国土面积仅为37.7万平方公里,以山地地型为主,可耕种面积为12%,人口密度大,资源匮乏。他们奉行军国主义,积极对外扩张,狼子野心膨胀,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侵华战争。
1931年9·18,日军制造了柳条湖铁路事端,武力侵占了我东北三省。1932年撺掇组建伪满国傀儡政权,胁持伪满政权,奴役东北人民,掠夺中国财富并从日本向东北大量移民,图谋全面攻占中国。
1937年7月7日,日寇在北京的宛平挑起事端,即芦沟桥事件。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1937年8月13日,蒋介石在上海投入70万兵力,与日寇8个师团20余万侵略军展开著名的淞沪会战。我长沙县干杉人黄杰时任第八军军长作为主力参与了这场浴血抗战。到11月中旬上海沦陷,中方伤亡近30万人,日方伤亡仅为4万余人。
1937年9月25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我方伤亡600余人,歼灭日军1000余人。
1937年南京沦陷。三十万中国同胞惨死在日本侵略军的屠刀下,史称“南京大屠杀”。
1938年10月21日,日军从南攻占了中国的南方门户广州,10月27日,攻占了军事重镇武汉。
长沙南联广州,北接武汉,地处咽喉部位。一条粤汉铁路连接,洞庭湖粮产丰富,是重要的军备物资基地,也是日军梦寐以求的军事要塞。然而,长沙是一座不屈的城市,是一座攻不破的钢铁堡垒。长沙会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写下了光辉一页。
1939年9月至1942年1月中旬,日本侵略军以第十一军为主体,先后三次进攻长沙,在广大民众的支持下,以第九战区为主体的中国军队,与来犯日军先后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作战,统称长沙会战(又称三次湘北大捷),三役共伤亡日军13万人,日军在长沙连遭三次失败,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日本也因在长沙的惨败,再次意识到中国实力的尚在,遂不敢从中国大陆抽出兵力,从而有力支援了南洋的美、英友军。当时,英国《泰晤士报》发表评论指出:“12月7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伦敦《每日电讯报》也说“际此远东阴雾中,唯长沙上空云彩确见光辉夺目”。
1942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占领香港、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发动太平洋战争,中、美、英、俄组成同盟国。蒋介石就任中缅印战区总司令,中国军队远征印度缅甸。日军于1944年6月才攻占长沙城。其后又发动雪峰战役,然强驽之末不能穿鲁缟。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1日,日寇不得不在芷江受降书上签字投降。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回顾长沙的抗日救亡历史,那一幅幅动人心魄的画面常常呈现在我们面前。日军残暴成性,在我长沙县城乡无恶不作,令人发指。
日军四次重兵进犯长沙,所到之处,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给长沙县人民造成了空前的灾难。
1939年9月28日,一队日本军窜到青山铺马家冲,黎六存一家三代老少七女人为逃脱虎口,先后跳入塘中,被日军射杀,染红了一塘清水。著名人士田汉听说此事后,曾亲赴马家冲,在这祖孙三代七位女子坟前拍照,并挽诗“失空狼奔遍陆空,马家冲内血潮红。一家同日沉冤死,凄绝黎家七十翁。豆篱击贼绕塘行,肯向刀尖苟且生?只因碎尽黎家玉,传遍湖湘纲烈铭。”以纪事致哀,愤怒控诉日本法西斯滔天罪行。
长沙县开物农校学生吴学成、吴君谷、余杰、饶丙章、王佐邦光天化日之下被日军乱刀刺死。
在水塘乡春建村杨家坡,日寇杀死了8个80高龄的小脚婆婆,被杀的4名儿童中有一个才4岁。
黄兴镇桂花村磨盘洲是浏阳河下游的一个小岛,几十户人家,日寇在洲上枪杀当地居民四五十人,强奸妇女数十人,其中包括年过70岁的老妇和孕妇,掳去41人当民夫,抢掠猪、牛600多头。日军在长沙县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
据《长沙县通史》记载,抗战期间,长沙县被日军打死打伤的手无寸铁的平民共145239人,其中死亡33359人。
长沙是抗日战争中第九战区的主战场之一,国共合作下的中国共产党人是长沙抗战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延安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徐特立先生是我长沙县五美乡人,任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上校主任,高级参议。他们负责湖南的统一战线工作,宣传抗日救亡,为八路军、新四军筹措经费和军备物资,输送优秀人才600余人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和参加八路军、新四军。杨开慧烈士的侄女杨展赴延安参加抗日战争,在晋察冀边区反扫荡中牺牲。我县黄兴镇许光达大将的妻子邹静华,也得以赴延安夫妇团聚,共同奔赴抗日战场。
我长沙县人田汉、廖锡瑞、曹伯韩、廖沫沙、孙伟为主要领导人的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是文化战线一支非常重要的抗日力量。出版抗日专刊、组织抗日演出、组织难民工作团、伤兵工作团,他们组建的育英儿童抗敌工作团,被誉为“抗日烽火下的一簇奇花”。
长沙县广大民众为抗日救亡积极捐款献金,人力车工会募捐大洋303元,妇女协会募集银元3265元,暮云镇爱国华侨李国钦,一次捐资10万巨款支持抗战救国。长沙县广大民众在1940年7月7日,二天捐献抗日献金29050元,1941年1月15日至17日,又收到捐献46560元。
由王震将军率领的八路军南下支队挺进湘中,改称湖南人民救国军,成立湘北军区,发展抗日武装1000余人。南下支队在我县福临、北山等建抗日游击根据地,发动群众为部队筹措军需物资,打击日伪汉奸,聚积抗日力量。
中共长沙县委的主要领导人任作民、毛达恂、谢介眉等组建民众抗日自卫团。组织民众参加民训,全县有3万余人接受了训练,为抗日战时服务和补充前线兵源以及开展抗日游击集备了坚实的力量。共产党人杨海清、刘柱中领导长沙县国民抗日自卫团成立,这支百余人的游击武装不断偷袭日军驻地。
长沙是一片神圣的地方,英雄辈出,大气磅礴,英武刚烈。杨度曾在《湖南少年歌》中曰:若果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白沙镇晚清进士郑家溉,曾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后卖字为生,清贫度日。日寇占领其家乡后,逼其出任维持会长,郑家溉先生被逼投塘自尽,以死守节,千古留名。
高桥镇曾留学日本的柳午亭誓死不屈的精神,为长沙东乡民众广为传颂。长沙沦陷后的一天,一队日本兵来到柳午亭家,要他出来为日本工作,柳午亭回答道:“我是中国人,我宁愿你用最残酷的刑法把我处死,也绝不会为你们工作,我不当汉奸,不当亡国奴。”
干杉镇人黄杰将军,因抗日功勋卓著,获得美国“自由勋章”;北山镇人李默庵将军与八路军同仇敌忾,累建战功;安沙镇人朱耀华将军在淞沪会战中率第十八师与日浴血奋战。郭沫若曾在当时报纸上撰文说:“中国人若都像朱耀华一样,中国不会沦亡……”;开慧镇人杨宣诚海军中将,以战胜国代表之一出席了停泊在日本东京湾的海军“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安沙镇人戴坚将军在抗战胜利后,被任为中国驻日占领军司令(后因内战爆发而未成行)。
抗战中,在长沙县的普通民众中,也涌现许多可歌可泣抗日英雄。
日军进犯金井,三名妇女反抗日本禽兽的强暴,拉响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炸死日军10多人;
在麻林桥,15岁少年向忠民白天潜伏在灌木丛中,深夜击杀日兵3人,生擒1人;
一队日军骑兵从磨盘洲逃窜过河,被当地农民用锄头、木棍击毙三名日兵。
铁的事实有力的说明,中华民族是有尊严的,是不屈不挠的。我们长沙县民众都是血性汉子,是不容欺侮和凌辱的。
今天,我们简略的回顾了抗日的历史,从中悟出了哪些极为重要的道理呢?国家要强盛,必须要有强实的经济基础,领先于世界的科技水平。贫困落后,终难逃脱被动挨打的局面。
中华民族有着极强的民族自尊心,极具民族凝聚力。抗战的历史告诉我们,团结就是力量。今天,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年同盟国的美国和战争发动者日本结盟,妄图称霸世界,日本正在走一条军国主义老路,他们拒绝战争反省和谢罪,参拜靖国神社,否认南京大屠杀,推行所谓钓鱼岛国有化,加强扩军备战,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不占有他人土地,不在国外驻有一兵一卒,也不希望用武力威胁和用战争手段来解决事端。但我们也不惧怕战争,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不能被欺侮和凌辱。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我们长沙县人更坚信一个真理:发展才是硬道理,努力发展经济,国富民强,我们就有能力挫败一切侵略者的阴谋,有尊严的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撰稿人:周庆炎 范季明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长沙抗战回眸(二)
宣传抗日 投身救亡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共长沙地方组织广泛宣传党的民族统一政策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深入发动群众,建立抗日团体,推进抗日救亡运动,使久处白色恐怖下的长沙城乡,呈现出一派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景象。
七七事变以后,长沙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而成为战略后方,一大批文化界著名人士,包括长期在外工作的湘籍文化著名人士吕振羽、翦伯赞、杨东莼、曹国枢、曹国智、萧敏颂、李仲融、田汉、张天翼、谭丕模、杨荣国等,相继撤来长沙。在中共地方组织的领导下,他们与长沙文化界的爱国进步人士一道,深入发动群众,组织各种抗日救亡文化团体,在长沙掀起了以推进全民抗战为主旨的抗日文化运动,有力地促进了抗日救亡事业的发展。
在这些抗日救亡团体中,影响最大的,要数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其理事和候补理事中,长沙县籍的就有田汉、曹伯韩、廖沫沙、孙伟等。该会成员发展到1000多人,直接领导和组织的抗日团体,仅长沙一地就有35个之多。杨立三在金井建立的后援会,就是其中最活跃的一个。后援会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作用,突出的一是动员和团结文化界的爱国进步人士,担负起抗日救亡的先锋队责任,将抗日文化扩大的民众中去,加强其斗争的民族意识。二是发展“斗争时创造的民主的、大众的、民族的”文化。三是将创新的“湖南精神”,发展成为现代化的“民族精神”,唤醒广大人民,披荆斩棘,投身救国救亡。
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是当时中共地方组织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1938年1月,中共党员、长沙县籍文化著名人士田汉、廖沫沙,根据周恩来、徐特立的建议,在长沙创办了《抗日战报》,它是当时影响最大的、由中共湖南省委直接掌握的抗日救亡报刊之一,其宗旨是“团结各方力量,特别是文化界力量,援助政府抗日”。《抗战日报》发行量最多达4万多份,是当时湖南人民喜闻乐见的一种通俗而生动的抗日报刊,对推动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是宣传抗战的一种很好的形式。七七事变后,在中共地方组织的领导和推动下,长沙的音乐工作者与京、津、沪、宁来长的音乐工作者一起,把抗日救亡歌曲当作杀敌的枪刺、愤怒的子弹、行军的歌曲、进攻的呐喊,在长沙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歌咏活动。街头演唱、游行歌咏、电台播唱、组织群众教唱、慰问伤员,长沙城乡到处响起抗日救亡的歌声,极大地调动和激发了广大人民大众和前方将士的爱国热情,为长沙的抗日救亡运动灌注了新的战斗力。
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歌咏活动,当时在长沙县农村也普遍开展。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和影响下,各地抗日救亡团体纷纷举办农民夜校、妇女识字班,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在全县农村集镇、学校和其他人居相对集中的地方,《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打鬼子去》、《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抗日歌曲,广为普及,尤以春华、路口、金井一带最为活跃。
育英儿童抗敌工作团的流动抗日宣传活动,被誉称为“抗日烽火下的一簇奇花”。1938年9月,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已践踏到湘北,长沙全城大疏散,育英学校迁到长沙县东乡团头河石桥冲,与原设在这里的育英学校分校合并,继续坚持“小先生制”和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在中共长沙县委的领导下,由育英学校校长孙伟(长沙县委委员、学校党支部书记)任总顾问,成立育英儿童抗敌工作团,共20多人。学生中最大的17岁,最小的只10岁。1939年1月,育英儿童抗战工作团从长沙出发,先后赴省内湘潭、湘乡、邵阳、衡阳、耒阳、茶陵、岳阳和广西桂林等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育英学校搬到长沙县农村后,还组织师生与农村妇女一起赶制寒衣支援抗战前线,并给缝衣妇女教唱抗日歌曲“秋风起,秋天凉,民族战士上战场,我们在后方,多做几件寒衣裳,帮助前方打胜仗,打胜仗,收回失地保家乡,保家乡”,极大地激励了当地群众支援前线抗战的热情。
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被宣传激发起来以后,开展抗日支前活动,是救亡活动的重要工作。在中共各级组织和爱国进步人士的推动下,一场旷日持久的献金献物活动在长沙城乡普遍开展起来。在长沙城市热火朝天献金献物的同时,长沙县农村的“两献”活动也开展得十分深入,广大农民千方百计变卖家中的柴火、鸡蛋、粮食和蔬菜等,将有限的收入献给国家。有个农民,时年60岁,为支援抗战,将历年积蓄的800元慷慨捐给出征军人家属,国民第九战区司令部特赠给老人一匾,上书“毁家纾难”四个大字。有个60岁的婆婆,以卖草纸糊口,也将一天所得5角钱捐给国家。还有一个学生叫张金亭,9岁,家里很穷,靠母亲缝袜子过日子,他听到献金的消息后,将存了半年之久的、一直舍不得用的二角钱捐给了国家,人家问他:“你怎么舍得?”他回答:“为了赶走日本鬼子,我舍得。”长沙县籍人士、爱国华侨李国钦捐款10万元慰问湘北抗日战士。长沙县通过多次“两献”活动,共献金数万元和一批粮食、衣被、鞋袜等物。
参军参战,奔赴抗战前线。全国抗战爆发后,湖南作为重要的战略后方,也是重要的兵员基地,抗日战争期间,湖南共征集兵员210余万,平均每15人中就有一人参军。湖南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支撑了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1938年至1939年,长沙县就有2000多名青年参军,奔赴抗战杀敌疆场。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长沙县参军赴抗日前线的热血青年有6523人。与此同时,在中共全民抗战主张的影响下,湖南还积极推进全民抗战,明令各地将年满18岁至45岁的男子组织起来,编成抗日自卫团,普遍开展民训。长沙县各地中共基层组织和共产党员,都积极支持这项工作,带动和影响适龄民众踊跃参加民训,长沙县政府志愿兵营和国民兵团,也在1939年12月和1940年1月先后建立。
安抚慰问伤员和难民,是抗日救亡工作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八一三淞沪抗战后,长沙作为大后方,大批负伤的前线官兵和流亡的难民源源不断来长,中共湖南省委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发动各地党组织和抗日救亡团体,组织伤兵难民服务团,开展“服务军人难民活动”,取得了很好效果。长沙城乡组织了几十支慰问伤兵的队伍,分头到各伤兵收容所、各临时医院进行慰问。他们向受伤的官兵赠送各界送来的慰问品,宣传慰问信,表演文艺节目,举行欢迎会,请他们介绍英勇抗敌受伤的事迹,并定期定人为伤兵浆洗、缝补衣服,代写书信,竭力为伤兵服务,这样使伤兵们感到后方人民的温暖。许多伤兵伤病尚未痊愈,就请缨杀敌,要求重返前线。
为了帮助难民渡过难关,长沙各抗日团体发起救济难民活动。工商知名爱国人士徐天钧、丁子钦等发起组织“省会各界救济难民协会”,几天之内,就筹集资金数万元,寒衣30万套。协会还为难民发放贷款、办工厂、谋职业,并在长沙城内设立了10个难民收容所、7个难民读书班。各文艺团体也联合举办济难公演,得到广大民众支持。许多观众都纷纷解囊,筹措了不少济难资金和物资。长沙县各地党组织也广泛发动群众,安排流亡到农村各地的难民住房、粮食等生活用品,动员富民接济民食。
服务伤兵,救济难民活动的开展,维护了长沙战时的社会秩序,激励了抗日将士杀敌斗志,促进了长沙城乡抗日救亡活动。编撰:周庆炎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长沙抗战回眸(三)
长沙会战 三次大捷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后,中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位于武汉与广州之间的长沙,成了这一时期中国军队阻止日本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最前沿堡垒。为夺取这一战略要地,日本侵略军以第十一军为主体,从1939年9月至1942年1月,先后三次进犯长沙。以第九战区为主体的中国军队采取“后退决战”的战术,与日军先后开展了三次大规模作战,史称“长沙会战”,又称“湘北三次大捷”。这三次会战的决战地点都是在长沙县境内,广大长沙县人民与中国军队一起,为长沙会战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牺牲和重要贡献。
第一次长沙会战又称“湘赣会战”。1939年9月中旬,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冈村宁次集中5个师团和3个旅团约10万兵力,采取“分进合击、长驱直入”的战术,从湘北、赣北和鄂南3个方向进攻长沙。中国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针锋相对,率所属15个军30多个师约40万的兵力迎战,采取“逐步抵抗,诱敌深入”,在大量消耗敌人员、物资后再与敌决战,决战地点选择在长沙附近。
1939年9月14日,第一次长沙会战在赣北打响,9月18日,日主力第六师团及奈良支队等向中国军队在湖北的主力军第十五集团军发动猛烈攻击,中国军队凭借新墙河、汨罗江防线顽强阻击。23日,日军突破新墙河防线,26日,又占领汨罗江防线,然后继续南侵。与此同时,在新墙河“一战成名”,已撤退到福临铺深山峻岭中的一一九师,与其他阻击部队一样,又奉命在以福临铺为中心,距长沙40公里至60公里的地带构成新防线,阻止敌人南进,为其他部队在长沙集结赢得时间。29日,在福临铺、青山铺、麻林桥、上杉市和金井等地遭遇中国军队阻击或埋伏的日军主力,在付出了重大伤亡的代价后,大部进入中国军队决战的伏击圈内,其一部分已进至距长沙不足30公里的永安市。由于一路受到中国军队的阻击或伏击,人员、物资消耗过大的日军被迫停止进攻,并于30日开始撤退。中国军队趁机发动反攻,一路追歼日军,中国空军也从成都机场起飞轰炸日军武汉机场,阻止其对撤退日军的空中支援。10月7日,日军通过新墙河,在原地凭险据守,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是役中国军队伤亡4万余人,歼敌1万余人。
第一次长沙会战是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首次用武力迫使日军退回原前线态势的一次战役,它粉碎了日军“以战迫三年”的狂妄企图,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战士气。
第二次长沙会战发生在1941年9月上旬至10月上旬。其时,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为与美、英争霸远东和太平洋地区,侵华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畿调集4个师团两个支队和航空兵、海军各一部12万余兵力,并配备军舰20艘,汽艇200余只,飞机100余架,改用“中间突破、两翼迂回”的雷击战术,发动对长沙的第二次大规模进攻。此时,长沙市已并入长沙县,长沙县城乡也因此成为会战的主战场。为了阻击日军南犯,第三、第五、第六战区也根据军委命令,对当地日军发动进攻,以牵制日军兵力调动。第九战区司令官薛岳在长沙及周边部署40个师,约50余万兵力,计划借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三线阵地,将日军诱之于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以北两岸反击而歼灭之。9月17日,日军向湘北前线展开猛攻。会战初期由于日军在装备上占有优势,且守军配合不力,我方节节失利,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防线被先后突破,日军迅速推进到长沙外围及以南的株洲。24日,日军进占金井、福临铺,25日,向长沙市区进犯,至春华山遭到中国军队猛烈阻击。据日军自供,仅步兵十九联队,就失去中队长8人,旅团伤亡800余人。27日晚,日军攻入长沙城。日军占领长沙城后,敌我形势却迅速发生变化。由于第九战区增援部队陆续赶到,日军不敢久留,被迫于3天后开始撤退。中国军队乘势追击,一直尾随其后,一面在青山铺、晋家山、影珠山等地设防,堵其后路,采取伏击、截击的战术,在汨罗江、浏阳河一带,予敌大量杀伤。一股日军撤至青山铺,被中国军队歼灭50余人;一股撤至晋家山,被歼300余人。29日,扼守铜盆岭、栗桥、影珠山、黑糜峰等处的中国军队封锁了日军向李家塅北撤的大路,当日军绕道东婆坳时,被中国军队正面阻击,前队80余骑被歼,后续之敌只得龟缩于影珠山的东侧。10月2日,日军500人向影珠山的中国军队进攻,连续6次都被阻击;3日凌晨,日军增至1000人,并以飞机助战,猛攻一日,仍未突围;4日,坚守影珠山的中国军队与增援部队配合,对日军进行夹击,击毙日军700余人,残敌向湘阴方向逃窜。另一股固守榔梨浮桥之敌,也被中国军队包围。在16架飞机的掩护下,才部分脱逃。7日,日军溃逃过新墙河原阵地,回复到战前状态。是役日军死伤7000余人,中国军队损失近7万人,但日军迫使中方屈服的目的没有达到,反而给中方心理上和宣传上的好处,日本近卫内阁也因此而下台,时称“第二次湘北大捷”。
第三次长沙会战,发生在1941年12月下旬至1942年1月中旬,1941年12月8日,由于日军在太平洋对美、英发动突然袭击,美英对日公开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中旬,第九战区为了支援港九英军抵抗日军进攻,抽调部分兵力南下广东。驻华中的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袭人畿为牵制中国军队增援港九及缅甸,出动兵力12万,于12月24日分八路强渡新墙河,第三次进犯长沙,声称“要到长沙过年”。面对日军的猛烈进攻,第九战区针锋相对制定了“天炉战”计划。所谓“天炉战”,就是后退决战的战术。它分两部分,一是诱敌深入,将敌人引向某处诱饵地点,引至烧得发烫的“天炉”中来;二是求心攻击,犹如天然巨炉熔铁,将炉中之敌烧为灰烬。这次长沙会战的“天炉”,就在长沙县境内的捞刀河和浏阳河之间。30日,日军一路第三师团沿粤汉铁路杨桥、桥驿、霞凝,直扑捞刀河,另一路第六师团沿长岳古道的李家塅、范家坊、青山铺、安沙、水渡河、洪山庙等地抵捞刀河北岸。但因会战前,长沙军民就以“焦土抗战”、“与日俱亡”的悲壮气概,将战区内的大小公路全部破坏,田坎挖窄,稻田灌水,使日军的坦克、牵引车、野炮、重炮等均不能通行,日军的战斗力大受影响。战斗进行得十分惨烈,守卫长沙的主力第十军在军长李玉堂的率领下,与日血战四昼夜,反复争夺猴子石、杨家山、五里牌、军储库、修械所、留芳岭等核心阵地。驻守岳麓山的炮兵,居高临下,一颗颗仇恨炮弹向日军倾泄。中国守军将士抱定与长沙共存亡的决心拼死抵抗,使骄横一世的日军精锐在长沙城外无法越雷池一步。12月31日,当攻到长沙外围附近的日军已全部进入第九战区的“天炉”中时,中国军队从南、北、东三方面形成合围之势。1942年1月4日拂晓,中国军队开始对日军实施求心攻击。弹尽粮绝的日军狼狈突围,又遭中国军队在榔梨市、和尚岭、康师岭、福临铺、麻林桥、青山铺等地重重包围截击,损失十分惨重。5日,二十六军将日军第三师团的十八联队和辎重包围在曹家坪和茶塘附近,几乎全歼。6日晚9时,七十三军万余官兵跑步赶到福临铺,将第六师团龟川部队全歼于福临铺的大山塘一带。7日上午,刚从华北赶来,驻扎于影珠山和福临铺堵截线的二十军和五十八军,与由北面来接应日军主力突围的第九混战旅团和由南向北突围的第六师团发生激战。8日傍晚,五十八军和二十军一部联手,将日军第九混战旅团的崎山大队全歼于影珠山,日军第六师团被中国军队包围灭击两天半,伤亡十分惨重。至15日,中日两军恢复战前状态,此次长沙战役,以中国军队大获全胜结束,是役歼灭日军5万余人,缴获马匹1200多匹及大量武器装备和被服。
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是太平洋战争初期同盟国一连串首开胜利的纪录,大大提高了中国国际地位,也使日本侵略军因在长沙的惨败,再次意识到中国实力的尚在,遂不敢从中国大量抽兵力,从而有力地支援了南洋的美、英友军。 编撰:周庆炎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长沙抗战回眸(四)
广大民众 奋越抗日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爱国的同胞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工农子弟兵,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军民团结勇敢前进,看准那敌人……把它消灭……”一首首响彻全国城乡,唤起广大民众同仇敌忾。
长沙会战开始时,中共长沙各地方组织发动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给予中国军队大力支持。长沙会战前,按照第九战区“后退决战”的战略方针,各地党组织都积极发动群众空室清野,贮藏粮食、食盐和其他物资。还通过地方实力派、开明绅士和学校教员,发动群众破坏大道、公路、铁路和桥梁。当日军进犯长沙时,其机械化部队寸步难行,往往陷入泥沼和稻田之中,失去其优势。如第三次长沙会战开始,长沙广大人民群众遂以“焦土抗战”、“与日俱亡”的悲壮气概,一夜间使日军在战区内无法获得一粒米、一根草,所有大小道路都沟壑纵横,日军的坦克、牵引车、重炮都不能通行,有力地配合了我军作战。会战中,在党组织的领导和影响下的长沙县人民群众纷纷组织起来,成立运输队、担架队、救护队,协助前线部队作战。仅第三次会战中,长沙县就有6495人参加了有组织的战时服务队,他们为中国军队运输弹药,抬送和救治伤员,提供情报和当向导,不仅在精神上给予前方将士极大鼓舞,而且在人力、物力上作出了巨大牺牲。
是役,打入石门乡公所任抗日自卫大队副大队长的共产党员张若刚,带领30多名自卫队员,在长平公路石门至春华山、花果园一带活动,发动群众藏匿粮食、当向导、抬担架,并寻机袭击敌军,获取枪枝弹药。
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的抗战,日军四次进犯长沙和长沙沦陷期间,处处遭受到广大民众自发而起的反抗和打击,在长沙县农村,也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誓死与日寇抗争的英雄事迹。
1939年日军第一次进犯长沙时,金井三名妇女为反抗日兵强暴,奋勇抢夺并拉响日兵的手榴弹,炸死日兵10多人。她们用血肉之躯与敌人同归于尽,悍卫了自己的尊严。
第二次长沙会战中,一支溃逃的日军部队来到捞刀河下游的石子渡口,急着要过河。这时,渡口上停泊着一只渡船,一名日军军官带着两名士兵来到渡口,从船仓中拖出船工周德生,强迫他驾船摆渡,但周德生坚持不为日军服务,最后舍生成仁。是役,一股日军骑兵从磨盘洲过河逃窜时,被当地深受其蹂躏的农民奋起用锄头、木棍截击,击毙3人。
1941年底第三次长沙会战中,路口地区农民熊腊生、张守凡打死两名欲强奸妇女的日兵,夺取步枪1支。麻林桥15岁的少年向忠民在日军溃逃时,手持锋利柴刀,潜伏在灌木丛中,晚上到处截杀日军单个伤兵,共杀死3人,生擒1人。金盆乡农民吴洪顺挑着弹药来到阵地时,正逢日军冲上来,看见第十师官军奋起与敌肉搏,吴毅然放下担子,拿起扁担,投入到与敌人的肉搏战斗中,壮烈牺牲。
长沙会战期间,日军三次进犯金井。石坝冲的王干波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青年人,他恨死了日本鬼子。一天,他站在九溪寺的后山上,看到金井上街铺子里栓着很多战马,无人看守。等到深夜他涉水过河,选取一批膘肥体壮的马牵到土家冲,喊几个躲兵的壮汉,将马宰了,分给大家吃。又一次,他在雷打石看见不远处走来一个疲惫不堪的日兵,后面没有部队跟着,估计这家伙不是有病,就是掉了队,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背后用双手紧紧掐住敌人的脖子,那家伙还没有回过神来,就白眼几翻,一命呜呼了。
1942年冬的一天,家住鹅蛋冲的陈新和,从路口畲回家经过金花坳时被两个日本兵抓住,要他带路,这个陈新和是路口畲一带有名的散手功夫了得的人,哪肯帮日寇卖力。当行走到平心店的大塘边,他猛地反身一掌,将紧随身后的鬼子打入塘中,紧接着一个箭步赶至另一个鬼子前,飞起一脚将其撂到塘中,等到这两个鬼子兵从塘中浮出水面,游到岸上像落水鸡一样发呆时,陈新和早已跑到了平心店屋后山上去了。
1944年6月,日寇铁蹄再次进犯长沙,家住水渡河的戴金山,他身怀“三绝”,一是比狗还跑得快,二是会游会潜水,三是善于两眼翻白,假装盲人。他就凭这三招,冒生死、入虎穴,与鬼子周旋,为当地抗日队伍夺枪支,探情报。一次他假装瞎子到真人殿大庙求神拜佛,潜伏到敌人堆放枪械的地方,背出4支枪溜出庙来,发现一个哨兵在打盹,便将哨兵的枪朝上一抽,顺手一掌,将鬼子打落到山崖下,他背着5支枪一口气奔到河边,潜游到对岸。这样,他次次得手,共夺得日军几十件枪械弹药,为抗战胜利,立下了功劳。
天华山下响水坝附近的峡坑子,住着黄姓三兄弟,老大黄益汉,老二黄汉钦,老三黄义仁,老大、老二身怀绝艺,有一身好武艺。1944年农历六月十八日,日军第四次进犯长沙时,这天天气很热,老大黄益汉、老二黄汉钦分头上山砍柴、下地干活,这天下午,老大黄益汉和与一日本军官和一士兵遭遇了,黄老大用一根扁担对付两鬼子,打得不可开交,正在山下干活的黄老二闻声赶来助战,早受重伤的鬼子兵下山逃命去了,被老大打得五孔流血的日军官见势不妙,也撒腿逃跑。兄弟两穷追不放,边追边喊:“快抓住日本鬼子呀,莫让他跑了呀!”在另一个山坡砍柴的彭四裁缝,闻声抬头一看,见一个满面血糊的日本鬼子正向自己方向跑来,他拿起两头溜尖的竹千担,全力向鬼子的胸膛刺去,敌人倒下了,还想挣扎时,黄老大的扁担、黄老二的锄头一齐赶到,三下五除二,结果了鬼子的性命。
1941年9月26日,我74军在春华山与来犯的日军第三师团开展了一场激烈的阻击战。这天,天气特别炎热,74军又是从赣北急行军赶来的,个个喉干舌苦。恰好这时,九芝堂等药号的伙计们,挑着一担又一担熬制好的霍香正气水和跌打损伤药,冒着枪林弹雨,送上山来。战士们受到霍香正气水的鼓舞,与日寇开展了殊死的拼杀,一次又一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抗战中,长沙县河东抗日指挥部第一支队第三大队也是一支活跃的抗日力量。1944年6月的一天,该支队三大队大队长周闬带领17人到易家湾潭家坝去偷袭日军未果,回家路上碰到7个日本鬼子在跳马镇复兴村横垅组打劫,周闬等人当机立断,迅速将其包围,齐声喊“缴枪不杀”,不但缴获了全部武器,还俘虏了7个日本兵,使驻地日寇不敢随便出来打劫。
在日军先后四次进犯长沙和长沙沦陷期间,长沙县的广大民众奋起与敌抗战的事例不胜枚举。他们以满腔怒火,拿起镰刀、锄头、木棒与敌人战斗,发泄了对鬼子的刻骨仇恨,展示了不屈的民族气节,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编撰:周庆炎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长沙抗战回眸(五)
抗战功臣 永载史册(1)

  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经过中共的积极斗争,国共两党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轰轰烈烈的全民抗战。在八年的抗战中,英勇的长沙县人民,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更有许多长沙县籍可歌可泣的抗战功臣,在全国各个战场贡献了他(她)们智慧、汗水和鲜血。
徐特立,江背镇人。为支持八路军在敌后开展的游击战争,受中共中央派遣,徐特立这位湖南人民心中享有很高声望的坚强革命老战士和王凌波,来长沙建立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他们经常深入到群众中去进行抗日宣传和发动工作,积极帮助各界人士建立抗日救亡团体,创办抗日救亡报刊。对当时在长沙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的文化界人士,如田汉、廖沫沙等,徐特立经常与他们保持联系,关心他们进步和安危,及时将党中央的重要指示传达给他们。
通讯处建立之初,正值张治中主湘,对徐特立很尊重。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徐特立积极开展对湖南上层社会的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效。通讯处,还经常为前线筹措和转运各种物资,包括向湖南各界人士及海华侨募集医用品和通讯器材,负责领取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武器弹药、被服等,也经他们转运。
在宣传组织抗日救亡活动中,徐特立十分重视教育广大青年,引导他们以救亡图存为己任,积极投身民族抗战的斗争洪流。两年中,通讯处先后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招生委员会的名义,在湖南招收了600多名学生和其他进步青年,或送至延安,或送往八路军和新四军,其中许多人在斗争中锻炼成为优秀的革命骨干。
从建立到撤销的近两年时间内,徐特立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为湖南的抗日救亡运动和上层统一抗战工作的开展,为前线各种物资的筹措和转运,为进步青年向延安或八路军、新四军输送,为推动湖南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参加抗日救亡斗争,支援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田汉,果园镇人。廖沫沙,干杉镇人。他们是我国文化界著名人士。七七事变后,在中共地方组织的领导下,他们与长沙文化界的爱国人士一道,深入发动群众,组织各种抗日爱国团体,在长沙城乡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创办抗日救亡报刊,极大地调动和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和前方将士的爱国热情,促进了抗日救亡事业的发展。
杨立三,金井镇人。1938年8月,杨立三任中央军委兵站部部长兼八路军兵站部部长。9月,八路军所辖一一五师、一二O师、一二九师相继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作战。杨立三随部东渡,建立作战区域的兵站线,保证了作战部队人员和物资前运后送。1939年2月,朱德、彭德怀致电毛泽东要求派杨立三到前方主持后勤工作。4月,在战火硝烟中,杨立三来到晋东南八路军前方总部,任后勤部长。在长达6年多的抗战岁月中,他肩负根据地军队、政府财政工作重担,按照党中央的决策和军委的要求,在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建立了冀南银行并任董事长;建立了太行山军工生产基地,生产了包括步枪、掷弹筒、迫击炮和各种子弹、炮弹二十多种,有力地支援了敌后抗战;针对日寇疯狂的“封锁”、“蚕食”和“清剿”带来的严重困难,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节约运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敌后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许光达,黄兴镇人。1942年春,许光达被任命为八路军一二O师第二独立旅旅长,兼晋绥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当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敌后根据地正处在最艰难的岁月,许光达临危受命,卓有成效地领导了二分区的反“蚕食”斗争。他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央“把敌人挤出去”的方针,在加强与国民党友军的统战工作,大力发展根据地生产,通过练兵努力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同时,抽调精兵强将,组织武工队深入敌后,肃清汉奸特务,摧毁敌伪政权。短短几个月时间,就捕获五寨县伪县长及以下敌伪人员120余人,摧毁伪乡公所37个,长城内外清河县地区的50多个“维持会”也全部土崩瓦解。翌年,他又亲临敌后,引导武工队总结经验,进一步扩大反“蚕食”的战果。在这年秋天反“扫荡”斗争中,他领导二分区军民进行大大小小战斗148次,毙伤敌伪军558人。1945年春,在发动群众开展反支差斗争中,他组织部队全面出击,打击运粮敌人,迫使日伪弃粮50余万斤,并放弃三岔堡、旧寨两个据点,撤回五寨县城。接着又不失时机地扩大战果,迫使日伪军弃城而逃。许光达为敌后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
曹孟君,梨镇人,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1937年8月,出狱后的她立即投入紧张的抗日救亡运动,被推为中华妇女慰问抗日将士委员会常委,带队奔赴淞沪抗日战场。上海、南京沦陷后,她来到武汉,见到了中共长江局妇委成员邓颖超。从此,她就在邓颖超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曹孟君革命生涯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在抗日战争中穷尽心力抢救和教育难童。1938年3月,由宋美龄、李德全任正副会长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总会”在武汉成立,曹孟君被推为常务理事,并任该会保育委员会主任。他亲率一批工作人员前往郑州,在战火弥漫的前线,抢救出100多名难童。后她又与丈夫王昆仑一道,毅然前往正浴血搏杀的徐州,兼任第五战区动员委员会妇女委员会主任,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奔走于难民人群中、断垣残壁下,艰难地收容一个又一个难童。由于她这个保育会主任的率先垂范,全国各战区抢救难童达四万多人。
1956年,曹孟君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一至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张西曼,安沙镇人,是著名的国民党左翼人士,享誉国内外著名的社会活动家。1936年底绥远抗战爆发后,他为援助绥远抗战奔走呼号。1937年参加庐山座谈会,呼吁停止内战、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以国民党元老身份,公开反对蒋介石倒行逆施。芦沟桥事变后,他发起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945年,获国民党政府颁发的“胜利勋章”。1995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时,中共中央称颂他为“抗日民族英雄”,是文化战线唯一获此殊荣的人。
李承干,开慧镇人,1906年赴日留学并加入同盟会。学成回国后,他潜心研究兵工制造,并任金陵兵工厂厂长。抗战时期,金陵兵工厂西迁重庆,并改名廿一兵工厂。从1938年初到抗战胜利,廿一兵工厂为前方抗日将士提供各种型号的机枪27900余挺、迫击炮2760门、步枪293000支;此外还有其他10多种轻武器和大批弹药,其轻武器的总量占全国兵工企业总量的一半。为褒奖李承干战时兵工生产方面的杰出贡献,1939年至1944年,国民政府先后为李承干颁发4枚奖章和勋章。
解放后,李承干是第一至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至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在国共合作的民族抗战的旗帜下,我长沙县籍的许多国军抗日将领,在全国各条战线率部和日寇进行许多英勇顽强的战斗,写下了许多民族抗战的不朽篇章。
黄杰,干杉镇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1933年,参加了著名的长城战役,与日寇激战5昼夜。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黄杰任第八军军长兼税警总团长,率部参加了淞沪会战、徐州会战。1943年4月,出任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6军军长,率部进驻滇西。1943年4月,所部编入中国远征军战斗序列,参加滇西反攻战役。同年9月,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指挥4个军11个师。11月初,攻占龙陵,中旬攻占芒市,12月初光复遮放。翌年1月中旬攻克畹町,消灭了侵入滇西的日军,旋越国境,进入缅甸,继续追击日军,并于1945年1月27日与中国驻印军及盟军美军在芒友胜利会师。黄杰指挥的十一集团军这次反攻滇缅北战役,经8个月浴血奋战,击败日本侵略军56师团,打通了中国到缅甸、印度的国际交通线,对争取同盟军对中国抗战的物资援助起了重要作用,为抗战的最后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朱耀华,安沙镇人。淞沪会战时,朱耀华任中央军第九集团军第十八师师长。10月25日,日军出动100架飞机,对十八师阵地及周围地区狂轰滥炸,投弹100多吨,第十八师阵地工事被毁殆尽,随后又以数十辆坦克轮番冲击,炮火铺天盖地。日军进入十八师阵地后,朱耀华临危不惧,多次组织敢死队,携手榴弹,冲入敌群,抱起炸药包扑向坦克,没有弹药就挺刺刀肉搏,全体将士与敌人作拼死抗争,战至深夜。26日,因敌众我寡,又无后援,朱耀华所率十八师坚守两月余的阵地大场失守。朱耀华悲痛欲绝,深感无颜见江东父老,便含泪写下“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民众”的遗言,举起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心脏……就在这一刹那,他的警卫纵身一扑,将枪口推向了右胸,朱耀华终于捡回了一条命。伤愈后他又转入另一个抗日战场。

编撰:周庆炎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长沙抗战回眸(六)
抗战功臣 永载史册(2)

  
李默庵,北山镇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任陆军第十四军军长,在山西忻口会战中任左翼兵团指挥官,指挥5个师与日军激战两周。日军集中20多架飞机、50多辆坦克、上百门大炮向守军阵地发动多次进攻,战斗打得相当残酷。在国军与日军进行殊死搏斗的同时,八路军在敌人后方切断交通,袭击敌人据点,伏击增援部队,与正面战场紧密配合,形成腹背对敌扼咽的围击态势,给日军以极大打击。
为了配合八路军奇袭阳明堡日军机场,李默庵应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要求,率部顽强阻击日军湘岳师团对阳明堡机场的增援,在李部的协助下,袭击机场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七六九团陈锡联部,烧掉了日军24架飞机,并顺利撤退。
忻日战役后,李默庵在晋南坚持抗战,并升任第三十三集团军司令,指挥两个军进入中条山敌后,开展游击战。
彭劢,白沙镇人。1937年8月,从陆军大学赴上海参加淞沪会战,他作战骁勇,冲锋在前,在罗店、大场、闸北战场,率部近战拼刺刀,夜战搞偷袭,屡有斩获,战功卓著,从营长升至团长。1941年初,彭劢任陆军五十四军预备二师副师长兼参谋长,辅佐勇猛善战的师长陈明仁,在广西昆仑关大战日军,取得硕硕战果。5月上旬,率部进入滇西,强渡怒江天险,深入日占区发动民众,救援难民,训练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1944年5月中旬,彭劢率部从勐古渡口翻越险峻高黎贡山一侧,直插敌后,切断敌援兵,收复高黎贡山。在友军的配合下,又于7月底攻克腾冲城南元来凤山。9月中旬,彭劢率部和一一六师、三十六师、一九八师进攻腾冲,全歼守城日寇4000余人。收复腾冲后,他又奉命麾师西进,直奔芒市,先后指挥了遮放地区追歼战、大黑山攻坚战,收复中缅边境国门重镇畹町。接着又挥师直捣缅境鸠谷,与英国驻印远征军在芒友胜利会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彭劢和中国军人们,留下了浓墨重彩一笔。
杨晴舫,青山铺镇广福村人。1934年他以优异的成绩和强健的体魄考入设在杭州的国民党中央航空学校。1937年1月,在学校为他们举行的毕业典礼上,杨晴舫和战友们进行了飞行表演,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国民党空军第二十八中队驻守江西南昌。1938年11月26日,9架日机轰炸南昌,杨晴舫和战友们奉命出击,杀敌寇、报国仇的机会终于来到了。他满怀复仇的怒火,驾驶战机腾空而起,勇敢地冲向敌机群,一阵猛烈射击将一架敌人的轰炸机打得直冒清烟,摇摇晃晃的狼狈逃命。在战斗正激烈时,他接到指挥所命令,要他掩护受伤的副中队长紧急降落。在完成任务后,杨晴舫又加足马力继续追击敌机,子弹打完了,他坚持与敌机周旋,协助战友消灭敌机。在拼搏中,他驾驶的战机不幸中弹,机身急速往下坠落,指挥所命令他紧急跳伞,哪知降落伞刚打开,就被敌机的子弹打烂,杨晴舫也头部中弹,人和伞坠落在南昌城郊的河滩上,当地的牧童发现了他,许多乡亲们围上来,饱含热泪向这位为国捐躯的年轻的中国飞行员默默致哀。
刘先儒,跳马镇沙仙村人,1940年12月毕业于黄埔军校十六期一中队步兵科。1942年在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侦炸班三期二班伊宁空军教导队航炸科结业,1944年5月调空军一大队任少尉轰炸员。
1944年,日军集结雄厚武力以武汉为基地,准备向长沙发动第四次进犯。5月14日,中国空军出动B-52中型轰炸机54架,p-40战斗机27架,轰炸汉口日军机场。刘先儒等每一个飞行指战员无不摩拳擦掌,斗志昂扬。当飞机抵达汉口上空,发现18架敌机正被我军战斗机追击,只见有其中4架敌机被击毁,其余敌机散队低飞逃走了。刘先儒按预定计划,准确向指定目标投弹。在机场待修的10架敌机都被炸弹先后命中,顿时火势熊熊,烟雾冲天。返航经过武昌西部约15公里时,刘先儒的驾机被敌高射火力击伤,他自己也带伤驾机返回桂林基地。
自1945年春开始,日军先后三次进攻雪峰山地区。我驻守在芷江周围的陆军部队配合空军给来犯之敌以沉重打击,这就是著名的湘西会战。从1945年6月开始,湘、桂一带的敌军偷偷向北撤退,主要是利用清晨、黄昏、夜间行动。中国空军夜以继日地巡逻在湘汉、粤桂和湘桂运输线上空,只要发现敌军的汽车、火车和部队,刘先儒等中国空军飞行员都毫不留情地俯冲轰炸或低空扫射,十有九中。
在整个湘西会战期间,刘先儒所在的空军第一大队四中队奉命驻扎在芷江机场执行任务。8月1日下午6时,刘先儒和分队长申云麟同机,巡逻至芷江车站9公里上空时,发现36辆敌汽车正由南向北行进,敌人发现中国飞机后,急忙停车,士兵纷纷跳下车向两旁的树林内躲避。刘先儒当即向敌军进行俯冲轰炸。这时敌人用机枪向飞机射击,在第四轮扫射时,一颗子弹从刘先儒的左耳上擦头皮穿过,鲜血直流。当时他并没有惊动同伴,继续战斗。在第六轮扫射后,敌军已无动静,敌汽车大部分被炸毁,刘先儒才将飞机上升返航。
向一学,号林霖(1918——1991),长沙县人,祖籍平江,武侠小说家向恺然的第二子。他毕业于黄埔军校15期和笕桥空军军官学校第12期,是抗日战争中的中国空军功臣。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向一学考入了笕桥空军军官学校,编入第12期飞行生,先在昆明航空学校接受飞行训练,1941年11月去美国继续训练,1942年底毕业回国,编入空军第四大队,驾机参加了鄂西会战和常德会战等七大战役及前后几十次空战,空战中击落二架日机。
杨鹰谓,跳马镇刀关村人,1930年至1933年一直在南京陆军士官学校任教,在教学期间撰写《应用战术》一书。1934年考入陆军大学第十二期,经三年学习期满毕业,并编著了《最新战术》一书,1937年调任83军参谋处副处长。“七七”事变后,83军调江苏前线抗日,先进无锡、镇江,后退守南京。当时南京卫戎总司令唐生智与杨鹰谓是保定同学,任命杨鹰谓为少将高级参谋。并调总部工作。
1937年11月底,日寇猛攻南京,战事吃紧,唐生智对杨鹰谓说;“南京很难守……我准备离开南京,你可以和我一起走。杨鹰谓坚决回答:“养军千日,用在一朝,以身报国,乃军人天职,保卫南京而不死一将军,如何对得起国人。”12月初,战争情况更加恶化,京城四门紧闭,11日拂晓,日军一个师向光华门猛扑,虽经守军顽强抵抗,击退日军数次进攻,日军伤亡七千余人,后因城墙炸毁数百米,加之飞机、大炮继续轰炸,又以坦克先导,守军伤亡惨重。杨鹰谓闻讯,主动由中山门抽调一团精兵阻击,并亲自参战指挥,经过数小时激战,不幸身中榴弹,牺牲在明故宫机场边。时年45岁。
杨明初,跳马镇曙光垸村人,长沙黄埔军校分校第六期学员。1930年毕业后,被分配到陆军第19师工作。
1937年10月2日,杨明初随部队参加凇泸会战,任11兵团司令部少将首席监察官。凇泸会战打得十分惨烈,杨明初所在的第19师,坚持战斗到10月28日,接到总部命令才撤退。1938年3月底19师奉命参加武汉保卫战。6月14日,杨明初接到师部的一项重要的战斗任务,率一万多人到江西九江附近日军第11集团军抢日军的军事工程图。杨明初率部轻装上阵,经过两个昼夜的急行军到达九江,兵分三路,把盘驻在九江的日军军事工程部包围,展开突击。日军军事工程部没料到我军从天而降,被打得鬼哭狼嚎,屁滚尿流,这样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战斗,缴获了日军军事工程图。
1939年2月,杨明初因对日作战有功,晋升为第19师副师长,这年9月他奉命率部赶赴云南下关,参加滇缅公路西段施工工程。1943年12月,杨明初所部第19师接到总部命令,赶赴腾冲参加滇西战役。1949年11月,杨明初率部在重庆起义,以实际行动迎接祖国解放。
戴坚,安沙人,在抗战中累建战功。日本投降后,他作为“中国驻日占领军”的部队长,踏上了战败国的土地;杨宣诚,开慧镇人,海军将领、抗日情报专家。他和王元,跳马镇人,中国驻西太平洋盟军总部首席参谋一道,代表中国政府,于1945年9月2日,出席了停泊在日本东京湾的美军“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的日本向所有交战国正式投降的签字仪式;张祖武,北山镇人,工兵上校营长。1942年4月5日,他奉命率部在日军大举突破怒江天险之际,炸毁了惠通大桥,阻止了日军精税从缅甸向中国境内发起大举进攻的企图,使西南大后方免去了一场大的劫难;宋武骉,黄花镇人,上海兵工厂厂长。是用他研制提供的梯思梯水瓶式手榴弹在虹口公园成功炸死日本上海居留委员长(即上海日本市长)河端,白川大将、重光大使等6名日军政要员当场被炸成重伤,其中白川救治无效,不足一月死亡……
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抗战,正是中华民族的这种不屈的抗争,才赢得了抗战的胜利。

编撰:周庆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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