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兆琦刚过92岁生日,每天坚持锻炼身体的她,目标是活过100岁。
这是一位再普通不过的长沙老太太,但她和日本人有着深仇大恨。“过平和堂,莫说进去,我连看都不看一眼”。
口述/郑兆琦 整理/孟企平
8月中旬,儿子与媳妇到洪江古商城旅游,回来后告诉我,勾起我遥远的回忆。刚好70年前,洪江是我在抗日战争中逃难生活过的地方……

郑兆琦和丈夫孟世雄,以及四个孩子。摄于1960年。(孟企平供图)
我出生在长沙东乡麻林桥,1941年农历八月,我刚满19岁,日寇第二次进攻长沙,在国军的拼死抵抗和反击下,日军退回岳阳。日军退兵经过麻林桥,烧杀抢掠,鸡犬不宁。我与妹妹随母亲和姨妈躲避不及,匆忙间藏身在大树下的柴草堆后,被一日本兵发现,四人皆战战兢兢、面无人色。
幸而日本兵听到集合号令匆匆离去,母亲迅即带领逃进屋内,跳进茅房粪坑,用粪便糊满全身,站立在齐颈深的粪水中大气不敢出。俄而日军又至,我听得屋内翻箱倒柜打砸。及人声远去,仍不敢复出。待亲人呼唤良久,方敢应声。
从粪坑中拉出,秽臭无比,四人跳入冰冷的水塘洗濯,又有好心邻居烧热水洗澡换衣,惊魂方定。检视屋内,一片狼藉,连锅灶米缸及坛坛罐罐也俱被日军做了屙屎撒尿的便器。
从淞沪战场上被抬回家的父亲本已病势沉疴,受此惊吓,雪上加霜,奄奄一息。
为避免日寇再来,我和妹妹受辱,外祖父把我俩叫到床前,催我们赶快逃往东安县投奔亲戚。我们离家第十天,父亲便吐血身亡了。
到了东安,只读过几年私塾的我冒充初中学历,经亲戚推荐到县政府充任“书记”,即誊写公文的缮写员。晚上拼命临帖练毛笔字,又学习财务知识,不久就得到上司好评,调任会计。每月薪资仅三斗糙米(四十五斤),礼拜天县府食堂不开餐,只能到亲戚家蹭饭。父亲病故后来东安投奔我的14岁的弟弟则被送进了难童保育院。
1943年,战事吃紧,敌机轰炸,日军迫近,东安不保(王甲本军长即牺牲于东安县山口铺),县政府乃决定迁至城步县。迁移途中路遇土匪又遭惊险,千辛万苦到达城步,城步亦是一日三惊。忽一夕闻日军已近,百姓扶老携幼出逃,但堵塞城门的国军溃兵不开城门,人潮从西门到南门到东门再折返西门,到天明难民方逃出城外,到山上歇息,却听说是虚惊一场,溃兵故意谎报军情。人人精疲力竭,所带财物大都丢弃,被溃兵捡去。
东安县政府作鸟兽散,我与朋友步行逃到洪江。随着难民涌入,三万人的洪江一下子增加了十万人口,一时被称为“小南京”,但住房、就业、供给都成了大问题。
经人介绍,我到一家报馆做会计。我至今清楚记得报馆的房子,社长叫谭于正,总编辑李礼。1943年11月汪精卫死时报馆加班赶印号外,大标题是“盖棺论定,民族罪人,大汉奸汪精卫病死日本名古屋”。记得那些艰难却充满期望的岁月。
当时我寄住在地名屙屎坡的一个小阁楼,屙屎坡是沅水边的一座荒坡,这时也建起不少简易房屋。因其名不雅,文人雅士取其谐音改称“歌诗坡”。
我只有一件出外穿的士林布旗袍,总是晚上脱下洗净,用搪瓷缸装热水熨干,第二天继续穿。儿子说他在洪江古商城打听,当地人仍称其地为屙屎坡,不知道当年我寄居过的阁楼还在不在?
在洪江,我遇到了我后来的丈夫孟世雄,他当时在省财政厅长兼田粮处长胡迈手下当差。
湘潭人胡迈是辛亥元老,历任大元帅大本营参事、黄埔军校秘书长、行政院会计长,新中国成立后任省政府顾问,1960年病逝。
1944年长沙沦陷,省政府迁到耒阳,省财政厅迁到沅陵,胡迈派孟世雄随一位科长到洪江押运两车物资去沅陵,途径青龙山遇土匪拦截,躲在暗处的匪首枪法奇准,坐在前车驾驶室的科长被一枪毙命。世雄押运后车,见状拔出佩枪朝天鸣枪,一边吆喝着“一排往左,二排往右,三排跟我上”,土匪不知虚实,不敢上前。久经江湖、胆识过人的世雄乘机指挥两台车掉头驶回洪江。
我们在洪江乱世相逢,由胡迈主婚,在沅陵结婚成家,抗战胜利后回到长沙。
为了当过“伪政府”“书记”的“历史问题”,我后来被下放、大小会批斗、剃阴阳头、挂牌子游街,死里逃生,现在康乃馨老年城安享余年。
73年前,我19岁生日时逃难离开长沙,今天是我92岁生日,我给自己写了一首诗:“昔日黄连苦,今朝甘蔗甜,忘却心酸事,平安度晚年”。其实那些刻骨铭心的辛酸往事何曾忘记点点滴滴!外族侵略的血泪和文革浩劫的磨难刻骨铭心挥之不去。
古老的洪江,除了青楼酒肆烟馆、弦歌丝竹繁华,你还会记得我与祖国曾经的苦难么?
2014年9月21日
于长沙
原文地址:http://www.xxcb.cn/times/ksll/2014-09-26/8937030.html
原文标题:《一个长沙娭毑和日本人的深仇大恨》